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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期    日本人暗中藏寶的相關傳說
根據日本戰史檔案館披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日本軍方曾在台灣多處地方挖洞，專門用來埋藏戰爭初期搜刮自南洋和中國所得的大批寶物。另據大日本寶藏協會統計，日軍所埋藏的寶物總價值可能高達3082億日元。
台灣民間盛傳全島有45個藏寶點
台灣民間盛傳單就台灣本島內共有45個藏寶點，其中3個在台北市區；8個位於台灣北端的基隆市。半個世紀以來，台灣挖寶之風不斷，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像基隆地區就曾發生過中正公園附近的“海門天險”古砲臺、仙洞岩右側斜坑道、三沙灣沙壁等一系列挖寶事件。久而久之，台灣政府也開始漸漸相信這些傳聞了，並頒布了“台灣省發掘打撈日人埋沉物資辦法”，規定由當局出面組成一個官方委員會，受理來自民間的挖寶申請。據了解，前來申請的人絡繹不絕，挖寶範圍遍及全島。
日軍藏寶地方成迷 台灣幾次挖寶均無收穫
最早出現的挖寶事件，是台中縣坪林鄉頭汴坑掘寶一案。其實早在1951年初這裡便開始有人挖寶，提供藏寶線索的是一個名叫芳口正子的日本女人，她是日本神風特攻隊隊員遺孀。她稱，“終戰前夕，日本將搜刮自東南亞的珠寶、金飾、古董及龍銀等物資裝箱藏匿在‘誠部隊’鄰近山區”。估計寶藏價值高達40億美元。有了日本人信誓旦旦的舉證，台灣人更是深信不疑。開掘之初，他們也確實挖出了鐐銬、左輪槍以及導火線等物品。不料1998年山洪暴發，挖寶者再也找不到入口了。
基隆二級古蹟大武侖砲臺也曾掀起台灣本島內的“尋寶熱”。1984年，台灣國防部收到一名姓陳的市民寄來的“挖寶計劃申請書”。他表示自己在日本佔領時期曾結識一個日本軍人，對方私下透露說日軍在砲臺底下埋藏了5噸黃金，後因戰敗倉皇逃離台灣，來不及把黃金帶走。雖然他的申請沒有被批准，但流言還是傳遍了整個台灣，基隆大武侖砲臺從此成為台灣版的“金銀島”，開始了一段的“苦難歷程”。1995年、1999年和2002年，大武侖砲臺先後3次遭到盜賊的入侵。這些盜賊甚至動用挖土機開挖了15公尺深的地洞，結果不僅寶物沒挖到，古蹟還遭到嚴重的破壞。
當然，台灣最坎坷的一次挖寶事件還是發生在20世紀的五六十年代。當時，有一名高山族同胞稱，他親眼看到一隊日本軍人把一箱一箱的東西往南投縣的姑姑山上搬。途中，一個箱子被摔破，露出大量的金磚。此言一出，便有很多台灣人相信姑姑山是座“寶山”。因此，自1957年開始，大批台灣人前仆後繼的趕到姑姑山挖寶。有人甚至拿著藏寶圖，確認“半山之中，某棵日本松樹東北方向120公尺處，該處可見大石，其旁植有5株石菊花”，這就是日軍300噸金子的埋藏處。香港人許平卿為此展開了長達15年的挖金行動，他手中握有兩幅一尺見方的藏寶圖，還揚言“挖錯洞就剖腹自殺”。此事一時之間在台灣社會造成了很大的轟動，台灣當局憲兵司令和國防部少將等高官紛紛奉命打探，美聯社等海外媒體也給予很大的關注，3家日本報紙還以“台灣挖日軍藏寶”為題進行了大肆新聞炒作。後來，許平卿等人果真在山洞裏挖出了日本軍刀，彷彿此批黃金出土指日可待。沒想到關鍵時刻，他竟遭遇車禍斃命，挖寶行動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了。
台灣總統府旁 有人深夜挖寶
台灣民間挖寶者為財不要命的“拼勁”也感染了台灣政府。當時位於台北市中華路的中華理教會原址，距離繁華的西門町不遠，據說這也是一個著名的日軍藏寶地。1965年9月7日淩晨兩點，日本議員芝田定、南波讓到台灣作證時指稱，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前印度國民總司令”淺島拉博士曾攜帶大批珠寶逃到台灣。不料他乘坐的飛機在台北附近墜毀，後人隨即將他的遺物藏在西本願寺（戰後改稱中華理教會，後因為一場大火燒毀，目前只剩下基座遺跡）地窟。當時台灣有關單位得到消息後，火速派出200多名武裝人員封鎖了現場，結果只挖出了手榴彈等軍用物資。
台北市博愛特區是台灣軍政機關最集中的地方，總統府、國防部和後備司令部等政軍機關都坐落於此，戒備相當森嚴。但是2002年，挖寶者還是打起了這裡的挖寶主意。當年7月，台北市民陸續發現，每到夜晚，總統府和後備司令部的停車場內，裝載沙土的大卡車就開始進進出出，挖土機隆隆作響。難道台灣軍方又在搞什麼秘密戰備工程？後來才知道，原來有人相信這裡埋藏著日軍留下來的大批財寶，正在掘地三尺呢！這次的尋寶隊伍人員相當龐雜，除了民間人士外，還有軍方代表和警界高官。可惜他們挖了半年，只挖出一個深18公尺的大坑，沒有一點黃金的影子。
台灣挖寶團又打起中國大陸的主意
台灣相關歷史學家指出，民間盛傳的很多藏寶地並沒有史料記載。50多年來，也沒有誰真的挖到了黃金。但台灣民眾還是樂此不疲。
與此同時，隨著台灣經濟越來越不景氣，更多的人投入到挖寶狂潮中，並把目光鎖定中國大陸。前不久，台灣有消息指出，四川峨眉山可能藏有一大批神秘寶藏。據說，這是國民黨黨國大老陳立夫的家人在他去世3年後清查家產時，偶然發現陳立夫生前曾掌管一筆鉅額“民族資產”，據說是國民黨當年從中國大陸撤退時，緊急把它埋在了峨眉山。消息一出，又有不少台灣人專門趕到四川，開始了新的挖寶冒險之旅。
參考資料:《環球時報》 2004年04月19日

  
台灣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期  日本人暗中藏寶的相關傳說
根據日本戰史檔案館披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日本軍方曾在台灣多處地方挖洞，專門用來埋藏戰爭初期搜刮自南洋和中國所得的大批寶物。另據大日本寶藏協會統計，日軍所埋藏的寶物總價值可能高達3082億日元。
台灣民間盛傳全島有45個藏寶點

  
鄭成功和台北劍潭的傳奇故事
清朝乾隆年間，「劍潭寺」建於劍潭山山麓的河岸邊，原址位於台北圓山基隆河北岸，坐西北朝東南，背山面水，風景秀麗，且自古有關於「鄭成功」與「劍潭」的種種神奇傳說，因此寺廟香火非常鼎盛。根據相關歷史文獻記錄，「劍潭寺」是最早出現於清代方志中的臺北盆地古剎，主要供奉觀音佛祖，保佑基隆河往來船隻的安全，當時「劍潭寺」的信徒遍及台灣全島。後來「劍潭寺」幾經重修和擴建，山光水色，加上古剎名潭，相互輝映，「劍潭幻影」也為日治時期當時淡北八大景之一。後來日本殖民政府選擇在劍潭山腹興建「官幣大社台灣神社」，因為「台灣神社」陸續升格擴建為「台灣神宮」，「劍潭寺」也因此被迫遷於大直。
劍潭車站最早於日治時期的1915年8月17日啟用，當時日本人稱為「宮ノ下乘降場」，設置「宮ノ下乘降場」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方便乘客於該站下車後，就近前往附近台北劍潭山上的「台灣神社」（現已不存，原址經過改建為今日的圓山大飯店）參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政府將具有日式風格的站名「宮ノ下」改為「劍潭」，劍潭車站約於1950年代中期廢止，車站的站址大致位於今日的「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內，詳細的位置接近今日捷運淡水線的台北捷運「劍潭」站高架軌道的儲木池附近。

  
日治時期西門市場鬧鬼傳聞實地考察
西門紅樓的地理位置為清朝墳場   建築物外觀採用八卦與十字搭配設計主要在於避邪
1895年，台灣進入日治時代，大量日籍移民進入台北市。考慮其城內建築分布與艋舺、大稻埕已成形的街市地緣，台灣總督府規劃台北城西門附近空地為日人居住處所。而為因應包含末廣町、新起町、大和町、乃木町、築地町、壽町、濱町、泉町（今台北市中華路一二段兩側及西門町徒步區）等地的日人生活機能需要，西門旁的「新起街」於1896年出現以簡單木造房舍為主的市場建築，此市場主要目的就是供應當地新移民的生活日常必需品。1907年，於市區改正過程中順利拆除台北城牆與西門的台灣總督府，則進一步委由知名建築師近藤十郎興建正式的西門市場以提供更完善的市場來替代原有的木造舊市場。

   
 芝山岩的典故及名勝古蹟芝山岩惠濟宮傳說
滿清政府時期，當時從中國大陸渡海來台開墾的漢人日漸增多，康熙年間，到士林開墾的居民主要以福建省漳州府移民為主，當時以「圓山仔」來稱呼芝山岩，後來又覺得這座林木蒼鬱的小山很像漳州故鄉的名勝「芝山」，才將它改名為「芝山岩」。「芝山獨峙」也是昔日士林的八景之一。
漳州人從大陸到台灣移墾，也把守護鄉土的神明「開漳聖王」一起帶來，並於乾隆年間在芝山岩創建惠濟宮，由於香火鼎盛，惠濟宮也漸漸成為士林地區漳州人的宗教信仰中心。

  
日治時期發生的芝山巖事件
清朝光緒21年(1895年)台灣因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針對當時日本號稱為天皇之島的台灣，日本人隨即展開第一波皇民化的教育。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於1895年6月26日正式遷移至臺北城外北郊八芝蘭（士林）芝山巖，同時創設學堂，通稱為芝山巖學堂。該學堂從創立至1896年3月31日臺灣總督府直轄諸學校官制公布後改制為「國語學校」與「國語傳習所」為止，實際前後僅存在9個月餘，然其影響之深遠，可說是日本在臺灣實施殖民地教育的濫觴。
日本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先生在芝山巖的後殿創辦學校-國語傳習所，教授日本國語，強迫台灣居民接受日本語教育。同年6月到8月並從日本請來六位老師(楫取道明、關口長太郎、中島長吉、井原順之助、桂金太郎、平井數馬，又稱六氏先生)，來教授日本語，至9月20日總共招生21名。

日治時期發生的芝山巖事件
清朝光緒21年(1895年)台灣因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針對當時日本號稱為天皇之島的台灣，日本人隨即展開第一波皇民化的教育。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於1895年6月26日正式遷移至臺北城外北郊八芝蘭（士林）芝山巖，同時創設學堂，通稱為芝山巖學堂。該學堂從創立至1896年3月31日臺灣總督府直轄諸學校官制公布後改制為「國語學校」與「國語傳習所」為止，實際前後僅存在9個月餘，然其影響之深遠，可說是日本在臺灣實施殖民地教育的濫觴。
日本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先生在芝山巖的後殿創辦學校-國語傳習所，教授日本國語，強迫台灣居民接受日本語教育。同年6月到8月並從日本請來六位老師(楫取道明、關口長太郎、中島長吉、井原順之助、桂金太郎、平井數馬，又稱六氏先生)，來教授日本語，至9月20日總共招生21名。
當時芝山巖學堂實際上主要是由學務部長伊澤修二親自主持，並先後任命楫取道明、安積五郎、三宅恆德、關口長太郎、井原順之介、桂金太郎、平井數馬為學務部員，擔任日本語教育的教授等職務。芝山巖學堂第一批招考的學生共6名：潘光儲、潘光明、潘迺文、潘光楷、陳兆鸞、柯秋潔，7月16日入學，編入甲組；第二期入學者，包括朱俊英在內，共8名，編入乙組；第三期入學者7名，編入丙組。10月19日舉行第一期結業證明書頒發典禮，甲組6名與乙組朱俊英獲頒證書。畢業生大多受雇於學務部。

屏東孫立人行館獲正名 
台中孫立人將軍紀念館昨天揭牌，孫立人的故事成為話題，已被改為「屏東縣族群音樂館」的孫立人行館，今天有不少民眾前往探訪，縣府文化處表示，孫立人行館名稱將「恢復」。
孫立人事件再成話題，屏東族群音樂館今天遊客不斷，委外經營業者種子創意顧問公司經理林光明表示，都是一整群、一整群的造訪，參觀音樂館的建築。
位於屏東市中山路的孫立人行館原是日治時代第8飛行聯隊長官舍，民國34年(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孫立人被派到鳳山訓練基地擔任陸軍訓練司令，選擇這棟官舍作為駐地官邸。

西來庵事件小檔案:　
西來庵事件又稱為噍吧哖事件及玉井事件，主要發生於1915年，是日治時期台灣人武裝抗日事件中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也是台灣人第一次以宗教力量結合反抗日本統治的重要事件，更是台灣漢人移民最後一次的武裝抗日行動。因為策劃革命的地點在台南市西來庵五福王爺廟，所以一般稱為「西來庵事件」；西來庵事件的起義首要人物是余清芳（1879年~1916年），所以也稱為「余清芳事件」，其他的領導人還有羅俊、江定等人。
由於參與西來庵事件的抗日義士遍布全台灣各地，根據當時台灣總督府的官方統計，西來庵事件事後被捕的人數總共多達1,957人，其中在台南開設的臨時法庭中，被判處死刑者，除了主事者余清芳、羅俊、江定三人之外，人數高達866人。後來在日本國內與國際輿論的強烈壓力下，1915年11月10日臺灣總督安東貞美以當時大正天皇即位為理由，四分之三的死刑犯經過特赦被減刑改判為無期徒刑。經過西來庵事件後，台灣總督府才開始整飭台灣民間信仰的問題，以避免類似起義的事件再度發生。
綜合參考資料:维基百科，日治時期台灣古蹟物語

日治時期阿里山「樹靈塔」的傳奇故事
翻開整個台灣阿里山的伐木史，從日治時期開始一直到1970年代台灣正式禁止伐木開始，整整將近80年的時間，前後總共有將近數十萬株的阿里山紅檜和巨木先後遭到砍伐的命運，可以說是台灣林業史上的一段血淚史。在這80多年的期間，阿里山森林至今遺留下數以萬計的老樹頭，還有日治當時伐木時所遺留下來的古老遺跡，其中就以今日香林國中附近的「樹靈塔」與「千歲檜」最具傳奇的色彩。
一度樹靈現身作怪的阿里山「樹靈塔」